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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民法典的幾點思考

來源:湖北人大網站  2020年07月03日  閱:  字體:

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民法典民字當頭,是一部涉及14億人基本民事權利、與每位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基礎性法律。“公民的權利宣言”“市場經濟的基本法”“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輿論對民法典的這些描述,折射出這部法律對于中國人民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與意義。

一、關于我國民法典的誕生歷程

我國民法典的誕生,是七十年磨一劍的成果。黨和國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啟動民法典制定工作。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取得實際成果。1979年第三次啟動,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當時我國正進入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了很多新的問題,需要新的法律制度予以規范,但是由于當時的經濟基礎還不夠牢固,起草民法典的條件并不成熟。根據歷史經驗和學界共識,起草民法典需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商品經濟比較發達,二是形成市民社會,而當時商品經濟剛剛起步,市民社會也尚未形成,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條件尚不具備。當時領導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立法工作的彭真、習仲勛等同志深入研究后,在八十年代初決定按照“成熟一個通過一個”的工作思路,確定先制定民事單行法律。《繼承法》《民法通則》《擔保法》《合同法》就是在這種工作思路下先后制定的。第四次啟動是2001年,這次是實質性起草,誕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進行了一次審議,經討論和研究,因條件仍未成熟,決定繼續采取分別制定單行法的辦法推進我國民事法律制度建設。第五次啟動則是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的目標,民法典編纂工作正式進入“快車道”。根據工作安排,民法典編纂采取“兩步走”,即首先制定民法總則,其次編纂民法典各分編,最終形成統一的民法典。五年后的今天,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啟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

民法典的制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歷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全部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民法典起草工作始終沒有停止過探索和實踐的腳步。

由民法典的誕生過程,我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第一,民法典是對我國改革開放成果的法治化。民法典的起草貫穿于我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事商事法制建設步伐不斷加快,先后制定或修訂了一大批民事商事法律,為編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正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成果為民法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第二,民法典是我國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1979年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頒布實施,開啟了改革開放后我國法治建設的新征程。此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逐漸形成,我國民事法律制度也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而形成發展、不斷完善的。可以說,民法典就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法治建設的重大成果,是對多年立法和司法實踐經驗的全面總結。第三,民法典反映了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在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物質生活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且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例如人們對婚姻家庭的觀念,包括對離婚的態度,與過去的傳統觀念特別是封建主義的意識有了極大不同,這些都無一例外地體現在了民法典里。民法典記載了我們進步的腳印,更記載了社會進步的成果,是對我們四十年來改革開放發展進步的一種客觀記載。

二、關于我國民法典頒布的重大意義

民法典為何如此引人注目,因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對人類社會而言,編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標志意義的法治建設工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走向繁榮強盛的象征和標志。我們所熟知的法國民法典,也叫拿破侖法典,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部誕生于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為保衛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制定的,其立法精神和原則也為后來許多國家借鑒和效仿。人們常說,羅馬帝國對世界的影響有兩次,一次是通過武力征服,一次是通過法律。拿破侖也曾經說過“我真正的光榮并非打了40多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于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記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侖法典真正開啟了法國近代化的歷程,也將資本主義制度推向了整個歐洲。在這之后,1896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正式開啟了德國的近代化發展歷程。日本的近現代化強國之路從十九世紀開始,重要標志之一就是1898年新民法典的頒布,進一步鞏固了明治維新的成果,以法律推動了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回顧中國歷史,同樣有盛世修典的傳統。唐朝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處于上升階段,是歷史上中國向周邊國家進行文化與技術的大輸出時期,唐律也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完備的法律,當時來長安城取經的外國學者不計其數。唐律作為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為唐朝的社會發展保駕護航,為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奠定了法制基礎,同時,也對當時周邊其他亞洲國家和后世各王朝的封建立法產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到了康乾盛世,大清律例成為了清代最為系統、最具代表性的成文法典。由此我們能夠看出,一個國家的轉型和發展,與之相伴的都是重大法律的修訂和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自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憲法、土地法等相繼頒布實施,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以刑法、刑事訴訟法頒布為標志,國家開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發展面臨關鍵時期,非常需要各方力量的推動。制度變革、科技創新都是推動力量,而制度變革最重要的原動力就是法治,因此,民法典在此時頒布實施有其歷史必然性。民法典頒布的重大意義體現在:

第一,民法典的頒布是我國40年法治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顯著標志。它標志著我們國家的法治建設終于走過了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舊時期,邁進了體系化立法的新時代。民法典系統整合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長期實踐形成的民事法律規范,汲取了中華民族優秀法律文化,借鑒了人類法治文明建設的有益成果,全面融合了我國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實踐經驗,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順應了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對于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以法治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民法典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公民權利保障進入嶄新階段。列寧曾經說過,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民法典被譽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更是“保障民事權利的宣言書”。包羅萬象的民法典,守護每個人的一生一世,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關注每一個人。民法典認可每一個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無論是普通公民還是刑事犯罪分子,都在民事法律關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受到平等的保護。二是關注每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過程。每個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在民法典的保護之下,民法典第十六條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胎兒被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民法典也規定對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私、遺體等都應予以保護。因此,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一生各階段的權利,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三是關注人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說過,在民法慈母般的眼光里,每一個人就是整個國家。民法典作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對于公民民事權利的保護是全覆蓋的,老百姓終其一生,生老病死、工作生活、財產交易、父母子女,樣樣俱到,為了保護人民權利,民法典可謂操碎了心,生活中有了難題,找誰說理?民法典便是解決問題的秘笈。

第三,民法典為社會生活提供了基本遵循。民法典制定了一個龐大的百姓生活行動指南,為人們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基本規范,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供了保障,形成了穩定可預期的法律秩序,有利于人們安居樂業。按照這個行為規范生活,個人的尊嚴就能夠得到尊重,權利就能夠得到實現。現實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關系很多是不好處理的,有很多糾紛是很難處理的,有很多會干擾影響到幸福生活,而民法典就是守護人們的歲月靜好。過去一些難以處理的民事糾紛,例如未成年人在網絡直播中大額打賞、流浪狗傷人等,現今在民法典中都有了明確規定,為老百姓安居樂業進一步提供了法律支持。

第四,民法典為政府踐行執政為民宗旨提供了路徑和方法。民法典更好地確立了政府權力的邊界、服務社會的職能,有助于促進社會治理目標的實現。以疫情防控為例,當一個孩子的家人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被隔離,誰來照顧他?民法典明確規定,應由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料。由此,衡量一個政府、一個公務人員,是否真正為人民服務,就可以對照民法典中各項民事權利的規定,看一看在廣大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中,其各項民事權益是否通過執政行為、政府行為、具體職權行為獲得更好的實現和保護。由此為人民服務不再是高喊的口號,而是有了可以具體衡量和判斷的標尺。

第五,民法典為社會文明進步提供階梯。民法典開宗明義,第一條明確了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立法的目的之一。無論是法律原則,還是具體條文,民法典都浸潤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承載著引導規范人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使命。對于社會上曾經長期存在的一些令人痛心的現象,例如老人摔倒扶不扶、見義勇為反被索賠等問題,民法典第184條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鼓勵了善意救助傷病的高尚行為。這些具體的法律規定,把推動文明行為、社會誠信、見義勇為、尊崇英雄、孝親敬老等中國傳統道德要求上升為法律,增進人與人之間的寬容、友愛,有助于形成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良好社會氛圍。

第六,民法典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堅實法律基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推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質上就是一種法治化,而法治化需要有具體的制度設計。當前社會管理還存在很多難題,例如社區管理中的高空拋物問題,從以往的實際情況來看,高空拋物事件的受害者,往往因找不到拋物人而難以維權。之前施行的侵權責任法規定,對于找不到拋物人的情形,全樓業主共同承擔賠償。而今,剛出臺的民法典侵權責任編,進一步規定了高空拋物的法律責任,新增了“建筑物使用人在賠償后可追償”的條款,并明確了物業管理機構需履行防范義務、公安機關負有調查義務等,有望破解“連坐”局面,利于把“社會生活的總規矩”貫徹好、落實好,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更為詳實的法律實操規范。

三、關于民法典確定的基本原則

民法典的基本原則是指具有普遍法律約束力的一般原則,可作為對法律條文理解和解釋的基準,這些原則居于其他原則和條文的上位,正像憲法居于其他法律的上位一樣。

主要包含五個基本原則:

第一,平等原則。民事活動中一切當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人格完全平等,任何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它是憲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具體表現。平等原則還包含著各主體之間一視同仁,法律對當事人提供平等的法律保護,例如在我們談到疫后重振經濟復蘇時,特別強調要優化營商環境建設,其中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和區別對待,就是平等原則的重要表現。

第二,意思自治原則。即自愿原則,是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原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決定締結民事法律關系,為自己設定權利或對他人承擔義務,任何機關、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意思自治原則在民法典中有很多表現,在合同關系中表現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婚姻家庭關系中表現為婚姻自由(包括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原則和收養自由原則,在繼承關系中表現為遺囑自由原則等等。

第三,公平原則。民法公平原則,主要是針對合同關系而提出的要求。現代民法設立公平原則的目的,在于合同關系中要兼顧雙方的利益,要求不能利用欺詐、脅迫、趁人之危等方式來達成交易。公平原則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例如我們作為消費者,在使用軟件、購買服務的時候,經常需要先簽署同意條款,面對冗長的法律條款,很少有人看得懂,多數情況下會在匆忙之間點擊同意,那么當我們遇到糾紛需要維權的時候,如果這一條款屬于格式條款,侵犯了消費者正當權益,則可以根據公平原則來判定其無效。公平原則體現了民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價值,對規范民事主體的行為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四,誠實信用原則。是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也就是說行使權力的時候不要超出邊界,不能濫用權力。比如,最近湖北一家法院審理的一起吃“霸王餐”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作為弘揚誠實守信核心價值觀的典型案例向全社會予以發布。法院按照公平和誠信原則的要求,依法保護了商家的合法權益,切實發揮了司法裁判匡扶正義,引領誠信、友善、文明社會新風尚的作用。

第五,公序良俗原則。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簡稱公序良俗,是現代民法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世界各國對民事權利自由都有一條基本的限制,就是不得違反公序良俗,否則行為就是無效的。民法之所以需要規定公序良俗,是因為立法當時不可能預見一切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益和道德秩序的行為,從而作出詳盡的禁止性規定,故以公序良俗原則彌補禁止性規定之不足。這一原則的目的在于,遇到有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益和社會道德秩序的行為,而又缺乏相應的具體禁止性法律規定時,法院可以以違反公序良俗為由認定該行為無效。在司法實踐中,諸如婚外情人之間的贈予、遺囑,職業醫鬧合同等,法院一般會以協議或承諾內容違反公序良俗為由,判決贈予或者相關承諾無效。公序良俗作為民法典的基本原則,是當代法治精神在我國民事法律制度中的集中體現。

四、關于民法典的主要內容

民法典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一是總則,規定民事活動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一般性規則,統領民法典各分編。

二是物權編,主要調整人與財產之間的關系,例如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權等等,是最重要的民事基本制度之一。

三是合同編,合同編主要是規范人與人之間進行經濟交往的法律制度,在現行合同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貫徹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堅持維護契約、平等交換、公平競爭,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例如我們在生產生活中訂立的各種買賣合同、建筑施工合同,還有一些雖未簽字蓋章,而實際已產生權利義務的法律關系,都是合同法所調整的范疇。

四是人格權編,人格權是無形的財產,我們所熟悉的生命權、健康權、肖像權、名譽權等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稱呼——人格權。首次獨立成編的人格權編,不僅將以往散落在民法各處的人格權“整理收納”,更是通過對公民人格權的莊嚴確認與嚴格保護,傳達出民法典對個人的關愛,要讓每個人活得更有尊嚴。例如,以往各種頻發的騷擾電話、短信、強制彈窗廣告以及噪聲環境污染,讓人煩不勝煩,卻又無計可施。人格權編明確:這些行為都是對個人生活“安寧權”的侵害。

五是婚姻家庭編,主要包含了一般性規定、結婚的條件和程序、家庭成員之間的法律關系、離婚的條件和程序以及收養等五方面法律規定。

六是繼承編,是關于自然人死亡后財富傳承的基本制度。隨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個人和家庭擁有的財產日益增多,因繼承引發的糾紛也越來越多。根據我國社會家庭結構、繼承觀念等方面的發展變化,繼承編在現行繼承法的基礎上,修改完善了繼承制度,以滿足人民群眾處理遺產的現實需要。

七是侵權責任編,明確規定了民事主體侵害他人權益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這一部分的內容包羅萬象、非常重要,包含了損害賠償、產品責任、醫療損害責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飼養動物損害責任等十章,構建了完整的侵權責任體系,既關乎普通百姓的“家長里短”,也體現了風險社會下法律對人們行為模式的規范。

五、關于民法典起草中的主要爭議和新的制度

民法典起草中的主要爭議,主要包含兩方面:

一是立法技術上的爭議。在立法技術爭議方面,對民法典是否設立獨立的人格權編爭議最大,對此,學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并且人格權與物權編的先后順序也曾引發廣泛討論,經審慎論證后,最終人格權得以首次獨立成編,被稱為民法典編纂最大的創新和亮點之一,彰顯了我國以人為本的立法宗旨,也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二是實質內容上的爭議。在內容爭議方面,幾乎每個條款都有不同聲音,由此可以看出,立法中各種不同觀點的交鋒以及背后各種不同利益的博弈,由此也可以看出,立法實際上是各種利益平衡的結果,是各方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妥協的結果。這里簡單為大家介紹其中的5個爭議:其一,關于法定婚齡。在民法典草案審議過程中,有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學者、社會人士呼吁降低法定婚齡,部分原因是由于生物學意義上,年輕人成長發育更快,并且面對人口紅利下降、老齡化上升等問題,降低法定婚齡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而最終立法者認為現行法定婚齡的規定已為廣大社會公眾所熟知和認可,如果進行修改,屬于婚姻制度的重大調整,宜在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和科學的分析評估后再定,因此,繼續維持現行《婚姻法》規定的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其二,關于離婚冷靜期。當前我國離婚率普遍偏高,特別是年輕人沖動之下閃結閃離的現象較多,離婚冷靜期的設立可謂是婚姻家庭編中爭議最大的條款,反對者認為這有礙離婚自由,支持者感慨離婚太兒戲就應該設置點障礙。最終立法者出于多方考慮,采納了關于設立離婚冷靜期的建議,即民法典第1077條: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愿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其三,關于隔代探望權。夫妻離婚后,孩子歸一方撫養,這對雙方老人的傷害很大。那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探望孫子女或外孫子女的權利應如何具體規定?民法典一審稿提出: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孫子女、外孫子女的,參照適用父母探望子女的有關規定。有人贊同,認為滿足了祖輩的探望需求;也有人反對,認為隔代探望權范圍過大,容易引發矛盾,影響未成年人和直接撫養子女一方的正常生活。最終,立法者認為設立隔代探望權的條件還不成熟,仍需進一步探索實踐,所以在民法典草案三審稿中刪除了隔代探望權條款。其四,關于同性婚姻。社會生活在變,人們的婚姻家庭觀念也在隨之改變。民法典征求意見過程中,出現同性婚姻合法化寫入民法典的呼聲。2019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建立在一男一女結為夫妻基礎上的婚姻制度,是符合我國的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的,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不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由此可見,立法者還是認為現在談同性婚姻入法不合時宜,所以在民法典里沒有回應。其五,關于安樂死。多年來,呼吁安樂死合法化的聲音從未停息。每隔一段時間,安樂死立法就會引發熱議。因涉及法律、醫學、倫理、道德等多個方面,世界范圍內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少之又少,而在一些國家雖然沒有法律制度規定,安樂死卻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例如歐洲疫情防控中,一些患病的老年人選擇拒絕治療,某種意義上就是對安樂死想法的一種認同。然而在理論與實踐尚未成熟之前,永別依然是人生最艱難的選擇,因而民法典對安樂死問題未作回應。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民法典起草過程中的爭議遠不止這些,爭議的內容和理由也更加豐富多彩。這些爭議的存在,除了說明立法中各種利益的博弈,說明社會關系的平衡之外,也充分地說明,我們的民法典起草過程是透明的、民主的、廣泛參與的,人民群眾、社會各方面的意志和想法是被充分考慮了的。立法過程的這種民主參與,也有利于教育人民群眾形成法治意識,有利于民法典頒布后的貫徹和實施。

民法典代表性的制度創新,具體體現在:

一是體現了對疫情防控的針對性考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針對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要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對此,民法典圍繞疫情防控作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最新修改:例如在征用組織、個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的事由中,增加了“疫情防控”;規定物業服務企業在疫情等特殊情況下開展應急處置的責任,并明確業主的配合義務;完善了國家訂貨合同制度,規定國家根據搶險救災、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達國家訂貨任務、指令性計劃的,有關民事主體之間應當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訂立合同,從而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二是進一步完善財產權制度。財產權中的新制度,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如:物權編規定的“居住權”,是新設立的用益物權,設立居住權的意義,有助于未來公租房和廉租房通過“居住權”加以確權,有助于防止發生“以房養老”等騙局,特別是在離婚案件財產分割中,當弱勢一方因無法獲得房屋產權而無處居住時,可以保障其一定期限內的無償居住權利。又如,民眾普遍關注的土地使用權70年到期后如何處理的問題,民法典規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限屆滿的自動續期,給民眾吃下了一顆“定心丸”。再如,針對物業收益管理糾紛,民法典明確了利用小區業主共有場所產生的收入屬于業主共有。此外,圍繞消費者權益保護,民法典做了很多合同法內容的補強規定,進一步保障了在交易中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合法權益。

三是進一步細化人格權規定。其一,對隱私權與個人信息保護的相關內容做了較多細化的規定,例如,民法典規定隱私既包括“私人生活安寧”,也包含“不愿意讓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這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法律的保護范圍。同時,“私人生活安寧”字眼的出現意味著“安寧權”的明確保護,民法典實行后,騷擾電話、強制彈窗廣告等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回應了群眾的關切。其二,進一步維護了醫學倫理。民法典對于以“基因編輯嬰兒”為代表的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研究作出嚴肅回應,具有相當強的針對性和前瞻性。具體而言,人體臨床試驗開展前,應經主管部門批準并經倫理委員會審查、同意,同時試驗者應向受試者詳盡告知試驗目的、用途、可能的風險等,取得其書面同意,切實從法律角度保護了生物研究的安全性,避免出現科學倫理不能承受之重。其三,對性騷擾作出了更加明確的規定。民法典明確了性騷擾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民法典為相關單位設定了事前預防、事后妥善處理的防治性騷擾義務,有利于整個社會文明的進步。其四,促進解決婚姻家庭中的“麻煩事”。隨著近年來婚姻觀念、家庭關系的變化,我國婚姻家庭領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對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編進行了有針對性的修改和完善:一方面,明確了夫妻應當互相忠實的義務,并規定在婚姻當中有過錯的一方,在婚姻關系處理過程當中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付出更沉重的代價,為離婚無過錯方提供了較為靈活的救濟依據。另一方面,明確了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司法實踐中,很多與婚姻關系有關的債務糾紛,都源自于一方背著另一方大肆舉債,導致另一方共同背鍋,并以女性受害者為多數。民法典以立法方式確立了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一是“共簽共債”,雙方共同簽字則為共同債務;二是“共需共債”,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債務為共同債務;三是“共用共債”,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的債務也為共同債務,對平衡保護夫妻中非舉債方權益與債權人利益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

四是進一步明確侵權責任規定。其一,增加了自救行為作為免責事由。現代社會中,當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時候,是不允許當場報復的。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就是離開了刀耕火種,離開了同態復仇,法律不鼓勵私力救濟。因此,當我們遇到侵害的時候,應該迅速尋求國家公權力機關的保護,但是萬一公權力機關來不及保護,或者有其他突發狀況導致我們難以及時獲得保護,民法典規定受害的人可以采取有限的自救行為。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民事中的私力救濟僅限于財物,而且要符合必要限度,并及時請求有關國家機關處理。其二,確定了見義勇為救助行為人的責任豁免規則。近年來,老人摔倒扶不扶成了社會的一個痛點,好人“出手”之前會經受“靈魂拷問”。民法典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法律對于道德的推動作用,凈化了社會風尚,有助于杜絕“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問題。其三,明確了好意同乘規定。例如,開車下班捎帶同事回家,若發生交通事故責任誰來承擔?民法典規定非營運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無償搭乘人損害,屬于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的,應當減輕其賠償責任。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駕駛人在未收取同乘人員任何費用的情況下允許其搭乘機動車,符合社會道德和綠色出行理念,像這樣相互幫助、好意施惠的行為應當得到鼓勵和支持。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好意同乘就完全免除駕駛人的賠償責任,好意駕駛人也不能因為無償而置同乘人員的生命財產于不顧,體現了立法的平衡精神,對于社會大眾有明確的規范指引作用。

六、關于貫徹落實民法典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徒法不足以自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下一步,民法典的實施將是我國法治建設領域中的一件大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環節都會參與其中,如何將紙面的法律變為社會生活實踐中的法律,我認為應注意以下幾方面:

第一,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民法典頒布的基本條件之一,是要有充分發展的市場經濟。民法典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法律表達,只有完善好經濟基礎,才能為民法典的有效實施提供堅實的保障。反之,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再好的法律也會失去用武之地。例如,埃塞俄比亞曾經在繼承和改良法國民法典的基礎上寫出了一本非常華麗的民法典,但是這部法典從來沒有真正有效實施過,因為該國沒有發達的商品經濟,法律成為了空中樓閣。因此,需要繼續充分發展市場經濟為民法典實施奠定基礎。

第二,進一步推動觀念變革。在市民社會的法治環境中,規則意識是核心精神,群眾要有規則意識,習慣用規則來解決問題,在行使自身合法權利的同時,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這也正是民法典“權利與義務相統一”法律精神的內在要求,只有社會民眾基本認識相統一,民法典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第三,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民法典中有很多新制度、新規范,其重大意義、主要內涵要通過強化宣傳教育才能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民法典重大意義的宣傳教育,提出了三個“講清楚”:一要講清楚實施好民法典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權益實現和發展的必然要求;二要講清楚實施好民法典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三要講清楚實施好民法典是提高我們黨治國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落實好“三個講清楚”的要求,需要多部門聯動發力,充分運用好線上線下多種渠道,引導全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

第四,要進一步落實相關配套制度。民法典頒布實施,并不意味著一勞永逸解決了民事法治建設的所有問題,民法典包羅萬象、體例龐大,涉及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實踐中檢驗、探索,還需要不斷配套、補充、細化。因此,要高度關注民法典實施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同民法典相關聯、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保持民法典穩定性和適應性相統一,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推動民法典不斷完善和發展。

(作者:游勸榮,系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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